BYU语料库高级检索学习心得

最近一个月非常忙,MOOC机辅课学习落下了一大截,尤其是我最感兴趣的语料库专题。用最近几天的业余时间,终于拿下了两个主流语料库(BUY和Sketch Engine)的使用,尤其是BYU语料库。各种高级检索也都掌握了,语料库的辅助效果的确非常可人。 Continue reading BYU语料库高级检索学习心得

翻译家傅惟慈忆旧:总想着做点什么 让这个社会变好

本文选自《外滩画报》2011年对他的专访,作者苏娅。

采访翻译家傅惟慈始于2011年春天。头年,他做了胯关节手术,行动受制的状况令人烦闷,当时尽管身体的不适已明显淡去,无法停止思想的胶着劲却让人不安。“我的脑子不能停止思想,夜里三点钟睡不着觉,但也不觉得特别难受,第二天精气神十足。身体的衰朽、人生的劫难,谁都免不了,这不是我能改变的,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看一些书,把我经历的事写下来。”

今年春天再次拜访,四根柏胡同里傅惟慈居住的小院已经被女儿种满了花草。“漏勺儿”、“旱水仙”、“铁线莲”的花影间,立着一株几丈高的乔木。这棵早年间种下的“金合欢”到了夏天便浓荫蔽日,在小院泥地上投下绵密光斑。

这处房产是傅惟慈1951年从后母手中接过来的。当时后母将他父亲傅鼎新留下的老宅卖了,重置了几处房产,将这处200多平米的小院给了他,他算是从此自立门户。那一年,傅惟慈28岁。60多年过去了,傅家三代人在此生息,小院几经整修,近门的西屋则始终留作客房—“因为总有人来”。有时给他打电话,电话里的声音爽朗、欢快,说:最近家里有朋友从德国过来。再次拜访时,他会感叹:“我是出不了远门了,好在总有朋友来,过去一起出游的国外的朋友也会来。”他心里的冷清和热闹便在这句淡话里转了起来,看书、写作、陪老伴坐坐,一天天就这么过了。

采访那天,他穿了件Timberland灰色棒针毛衣,领子立着,交谈时脱口而出的英文单词是紧凑、温和的老派腔调。我们的交谈,在回忆和写作中兜兜转转,但又不仅限于过往之事,他对时事的关心甚至多过念旧。

心里有一个标准

写写自己经历的事的计划,在几起几落的热情中缓慢进行,尽管慢,但隔段时间拜访,仍能拿出打印好的几万字初稿,用一种满是怀疑的语气说:“还没有写好,没打算给人看,只是因为一人闷在这里,就想着写点东西打发时间。”

对这位翻译了托马斯·曼、亨利希·曼、S.毛姆、格雷厄姆·格林、塞林格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家来说,写作是件尤其困难的事,首要的障碍在于“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东西值得写,心里有一个标准”。另一个问题是,记忆像一堆废墟,回忆则是讨债似地向过去索回,“我的记忆不好,除了记外文单词还成。还有一个,是我的观察也有问题,我不太记得那些细致的地方。去到一个地方,天色怎样、房间里有什么、人们谈了一些什么?回忆是需要细节支撑的。”

尽管悬在摇摆不定的回忆与写作中,常困惑于“究竟什么是真正对别人有用的,而不只是一个人絮絮叨叨地念旧,我不想分析历史,却想写下与我有关的部分”这样的问题,但一旦开口,他言辞里的洒脱与风趣又会将思虑的负重拂荡散去,仿佛写作并不存在本源性痛苦。例如,某天看完急诊回来,他会打趣说:“我们这些等着救治的病人,好像一群饿鬼,等着大夫切蛋糕。”

“我曾经以为流浪和文学是我一生的梦想”,傅惟慈坐在老屋大玻璃窗的廊前,慢悠悠地说出这句话。虽在翻译时不喜欢用文学词汇或成语(“因为这些词语陈腐”),但“流浪”和“文学”又确乎是老派、文雅的词,此时说来倒很合时宜。对这二者的热爱与他的性格有关系,“我喜欢静,从小就学会很多自己跟自己游戏的本领”。

4岁时,生母早逝,傅惟慈“被禁锢在四堵高高院墙内的童年”孤独、冷静。精通俄语的父亲傅鼎新,曾在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理事会任职,对儿子的管教甚为严厉,少不更事时,《论语》、《孟子》便是每日的必诵读本。翻译亨利希·曼的《臣仆》时,小主人公说自己的父亲“像神一样爱不起来又不能恨”,令他极有对于父亲印象的共鸣。

每一天的生活都在临帖和诵书中苦捱,便有了自创的各种乐事,比如临帖时趁着墨迹未干,用白纸覆上一按,就是自己的印刷术,于是把字写反,以便印成正的,也是一种私心的快乐;读《三字经》读到“人之初,性本善”几句,又觉得这么说毫无意义,于是改成“人之初,居无屋,采野果,猎狐兔”。高墙外的叫卖声远远传来,让人对大千世界心生好奇,幻想游历,几十年后,墙外传来的政治运动口号,又让他想找个遁身之所,隐居之地。流年暗逝,外面的声音始终变幻不停,恍兮惚兮。

边逃亡、边抗争、边学习

年轻时的流浪始于抗战爆发。正值热血青春期的傅惟慈,在北平沦陷后,左右权衡,实在无法忍辱负重栖身日本国旗到处飘扬的敌占区,便选择到大后方去,找机会投身革命。

逃亡之路需走河南沁阳,若能绕过伪军关卡,便有人接应。这条路是早年结识的一个进步青年帮他画的,接应的人也是此人帮忙联络。傅惟慈说:“我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是在流浪中建立的,告别了中产家庭之后,要忍饥挨饿,九死一生逃亡,但是有意思,这是我的生活。上帝给我双脚让我走路,给我眼睛让我看,我正在使用它们”,“我也喜欢山喜欢水,但更感兴趣的是人怎么生活。”傅惟慈记得,当时范长江写的新闻,劳动人民生活无着,小孩一夜哭嚎,就是这些现实,影响他产生参加革命的想法,“让我觉得这个现实必须改变了”,但是“每次革命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

抗日的战火日炽,上学的浙江大学教学瘫痪,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傅惟慈便与同伴一起报名。当时,学生中有100多人参加了青年军,但是待了几个月后,发现部队没有很好的训练,也没有准备真把战士们派到战场上去。“我参军就是想上战场,想到危险的地方去,但我们的部队就是在四川受训,虽然吃得很好,生活有保障,但成天练徒手操,没觉得有上战场的机会。后来我们觉得没有意思,就报考了国民党青年军的译员,1945年5月去了云南。”

在译员班受训的译员,是为协助美军特种部队到越南作战做准备,傅惟慈参加的是协助美军特种部队做翻译,需要学习如何炸毁一座桥梁和炸毁一座桥梁需要多少TNT,还要学打密码电报等知识。预备受训两个月后,译员班成员将被派到越南作战,战斗目标是破坏日本人的飞机场。

这段在昆明受训的日子,傅惟慈有清晰的记忆。“译员训练班里有西南联大的老师上课,对我的影响很深,潘光旦、费孝通的教学是我的思想启蒙的第二个时期。那时候,多少知道一些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问题了,比如潘光旦讲中国的人口问题,费孝通讲社会问题。我在那儿受训一个月,主要学英语,但是对思想的冲击也很大,我思想的转变就是从那儿开始的。”

大约2009年前后,朋友带着穆旦的一个亲戚来到傅惟慈家中聚会,这亲戚送给他一些关于穆旦生平的书。这些记述,让傅惟慈找到了一种个人性与一个时代的一群人发生了关联的年代感。他曾自叹:“我个人做的事、吃的苦和留下的贡献是远不能跟穆旦相比的,但他让我看到在那个时代,很多青年都是边逃亡、边抗争、边学习的。要么像一些人那样留在敌占区忍辱负重,要么走出去寻求报国的机会。”

人注定要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傅惟慈仰慕穆旦,不止因为那种“以己任为天下”的志向,还因为他翻译济慈、普希金,和到了美国后又用英文写的《饥饿的中国》。“他的诗最好了。我喜欢这样的人,尽管自己有一个文学的天地可以做点事,却从来没有不关心现实,总想着做点什么,让这个社会变好。”而对于穆旦其人,最让傅惟慈难以放下的是他在“文革”中遭遇病痛却无任何医治,全凭肉身苦捱的遭遇。傅惟慈说:“他可以走得很远,但1952年还是选择了回国,1957年倒的霉。他译的诗影响之大,我记得当时插队的年轻人很多都带着。”

“关心现实、关心人的生活和心灵”成为后来傅惟慈寄托于翻译文学中的志趣。但你要问“喜欢这位作家什么”,他会闪过一丝焦虑说:“我不是搞文学评论的,说不出喜欢什么。”然后翻出一本书给你念几段句子。这些句子,很容易让人想到他“文革”时期译在小纸片上的话。当时,傅惟慈挨整的一个原因正是这些话看起来很像诗,人们说他是“诗人”,但他说那只是翻译的东西。人们又说,翻译这些东西说明还是在这里头找到了共鸣。

这是一种像手术刀一样欲剖析、定义你的权力,基于这样的经验,他于是告诫晚辈:人注定要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肉体的病痛是没有办法的事,而精神的苦痛有两种,一种来自文化的专制,一种来自人自身,我们不应该自己折磨自己。

傅惟慈退休后四处漫游的生活,大多也与对人的处境的关心有关。因为翻译外国文学的缘故,他喜欢到德国、英国一些为作家描述过的城市、小镇,或是偏远陌生之地游荡。最后一次游历欧洲是2005年,82岁时,独自骑行游历德国魏玛。中国的西南、西北亦是傅惟慈心神向往之地,就像他钟爱的格林所热爱的异域。

没法像很多人那样找到幸福感

傅惟慈说:“欣赏自然也很高级,但我更关心的是人怎么生活,关心一个人在某种特殊处境中如何应对的行为。”事实上,在对翻译作品的取舍上,他尤其钟爱始终描绘着驳杂现实的格林,而非米兰·昆德拉说的“只能低头瞪视自己灵魂”的作品。

面对沉迷于抽象的文体实验的现当代小说,傅惟慈认为文学最迷人的地方在于语言,而不是观念或过分强硬的思想——“这些东西也很高级,但看着很累”。他不喜欢看大部头著作,常常调侃:“不怕人笑话,莎士比亚我也看得很少。”反而是一些小故事,那种干净、利落的短篇,从文字的角度就能让他心生欢喜。

现在,曾经一起搞文学翻译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即使是“文革”前非常严峻的日子,我和董乐山、梅绍武、冯亦代、李文俊都时有聚会,谈谈文学,相互帮助。那时骑车去和平里李文俊家,没有电话,去而不遇,我就在门口等一等。”与今日对照,愈显寂寥。今天,与傅惟慈走得近一些的,更多是搞钱币收藏的朋友。“他们大多是60多岁的老头,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们有很多话题,都很关心时事,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但的确也没法像很多人那样找到幸福感了。这种基本的思想,已经影响了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基本看法,如果还有点能力,就希望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

另一个傅惟慈最常挂念的朋友,是当年的同事蓝华,比他小十来岁,曾在美国教学,后来回国,独自住在卢沟桥。傅惟慈一直称许蓝华的写作能力。有一次去看病,他顺手带了本刊登了蓝华文章的《读库》,在医院走廊里看着看着就念了起来。
蓝华写自己在美国相识的一位一生独居的老太太穆尔小姐。有一次,蓝华问穆尔小姐:“回想这一生,你最快乐的时光是哪段时间?”穆尔小姐说:“我的最快乐的一天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天。”70年前,穆尔小姐和未婚夫在他们去教堂结婚的路上遇到车祸,“他死了我还活着”,穆尔小姐对蓝华说。蓝华歉然道:“很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穆尔小姐说:“人生从来就不公平,历来如此,从来如此。”又问:“那我们怎样面对人生呢?”老太太说:“人生就是你自己去创造的。”

“我禁不住朗读起来,”傅惟慈说,“他写得太好了,说老太太穷得要命,还请他吃龙虾什么的,他就像老太太在喂一只小猫似的,那种惶恐又安然的复杂心情,写得好极了。”

译师译友——姚老师讲座之漫话翻译人生

(2012年)11月27日18时,上外高翻学院姚锦清教授应邀来到上外松江校区5270教室,以《漫话我的翻译人生》为题,作了一场精彩演讲。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过程中,姚教授妙语连珠,用幽默、亲切、睿智、深刻的语言,结合其“痛并快乐着”的翻译历程,与同学们分享不同寻常的翻译人生。他还深入了解读当今中国翻译界的现状,并展望了MTI学科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姚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翻译历程、从“起步”,到“殊途”,再到“同归”,32年一路走来,他始终对翻译怀有一种别样的执着和热爱。

起步

“我的翻译人生起步于1980年,是傅惟慈、许渊冲两位恩师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0年,姚老师在北京语言大学读本科时遇见了他翻译人生中的第一位恩师傅惟慈教授。在傅老师的指导下,他翻译了两篇难度很大的短篇小说——Virginia Woolf的《克佑植物园》和James Joyce的《伊夫琳》,发表在冯亦代主编的《译丛》杂志上,从此姚老师在翻译道路上不断得到译界前辈冯亦代夫妇的指点和关心。傅惟慈教授是国内翻译英国作家Graham Greene作品最权威的译者,他也在这方面对姚老师产生了影响。姚老师从1981年开始翻译Greene的长篇小说Brighton Rock,翻译过程历时5年左右,直到1989年才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中译名《布赖顿硬糖》)。

姚老师说,是傅老师把我领进了翻译的大门,这话千真万确。而让他更为感动的是,这么多年来,这位恩师一直在翻译道路上关注、提携着他的弟子。姚老师为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时隔20多年后,2006年,为促成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布赖顿硬糖》的计划(再版书名改为《布赖顿棒糖》),时已83岁高龄的傅惟慈教授主动向出版社建议要承担为他20多年前的学生“加工修改”译本的“义务”。

特别令姚老师感动的是,傅老师在“校后记”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最后要说的是,本书译者,一度与我有师生之谊的姚锦清君自从上一世纪80年代末去加拿大同我就失去联系。我向译文出版社推荐他的这个译本后曾经托他旧日同学打听他的消息。据说,有人从因特网上查到他曾在渥太华《中华导报》(Canada China News)当过总编,但是我托人发过两封电子信件,始终没有回音。没有经他允许我就贸然改动他的译作,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我盼望着有一天他能看到这部校改后的译本,能够同我在信中或更好是像二十几年前那样,同我坐在一起讨论一下我的改动有没有不妥当或错误的地方。他完全有权利恢复译本原貌。”(《布赖顿棒糖》“校后记”,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姚老师到北京大学英语系读研究生时遇到了他翻译人生中的第二位“恩师”许渊冲先生。姚老师告诉我们:“如果说是傅老师把我领进了翻译的大门,那么是许老师让我的翻译境界得到了提高。”今年5月,姚老师在北京讲学后去看望他的恩师,91岁高龄的许先生感叹自己的事业(指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后继无人。“连你都不继承我”,许老对他昔日的“得意门生”说。

由于姚老师2006年初到上外高翻学院任教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专业翻译上,因此面对恩师的感叹不免有些愧疚,他只好宽慰老人说:“我至今仍在从事翻译工作,仍在教翻译,这也是继承了您的。我的翻译成就或许永远无法与老师相比,但我至少希望能做一个像您一样好的翻译教师。我甚至还继承了您的一个特点:讲课嗓门大!”

其实姚老师也并未完全脱离文学翻译,2010年他就应荷兰文学基金会之约翻译了荷兰名作家哈里•穆里施的一部小说《石头婚床》,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只是他不敢在老师面前“摆谱”就隐而未说。

提到《石头婚床》,姚老师还讲了一个令他引以为憾的插曲:按荷兰文学基金会的原定安排,该书的作者哈里•穆里施可能会在上海世博会开幕期间到荷兰馆与姚老师一起签名赠(售)书,可是当姚老师翻译的中文译本送到穆里施先生手中时他已躺在病床上,并且不幸于2010年10月31日与世长辞,未能实现他的中国行。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在今年的8月31日,荷兰文学基金会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联合主办了“中荷文学论坛暨哈里•穆里施作品研讨会”,姚老师因身体原因最终未能赴京出席这次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中荷学者对姚老师的中文译本评价很高,荷兰文学基金会决定继续资助在中国翻译出版穆里施的其他小说,并且指定仍要姚老师翻译。当姚老师接到出版社洽谈翻译的电话时,他表示:“为了告慰穆里施的在天之灵,再为难也不能说 No!”看来姚老师的文学翻译之缘还要继续结下去。

在姚老师的翻译人生起步阶段,他还得到过其他几位译界前辈的提携,其中他特别提到了因翻译福克纳作品而蜚声中国译坛的老翻译家李文俊先生。大约也是在1980年前后,他通过傅惟慈老师的引荐结识了当时在《世界文学》杂志担任副主编的李文俊先生,其后在李先生的指导下为《世界文学》翻译了一些小说译作。1985年韩素音资助在中国作家协会设立了国内的第一个文学翻译奖——彩虹翻译奖,李文俊先生推荐姚老师发表在当年《世界文学》上的加拿大小说《图尔洛舅舅》的译作参加评奖,评选结果于1986年初揭晓,姚老师获得了一等奖(二等奖郑海凌,三等奖李英男)。也是因为这次获奖,姚老师应邀加入了国际加拿大研究会,并获得该研究会设立的学术交流奖而于1989年去了加拿大,从此踏上了其翻译人生中历时17年的“殊途”。所以李文俊先生曾经对姚老师说过:“没想到我的一次推荐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殊途

“刻骨铭心的导报岁月也是翻译人生。”

到加拿大后,姚老师在完成加拿大文学研究的任务之余,还继续做文学翻译,并且于1991年和1992年分别获得第四届梁实秋文学翻译奖散文译文第二名(第一名空缺)和第五届梁实秋文学翻译奖诗歌翻译第一名。随后他创办了新世纪翻译出版公司,从此开始“混迹于”商业性的非文学翻译。1995年1月,他又在渥太华创办了《中华导报》,并历尽艰辛把这份报纸办成了中国大陆华人在加拿大创办的最大中文报,他称这段历时11年的“导报岁月”不堪回首,刻骨铭心。

在办报之初,姚老师曾“口出狂言”:“我要让《中华导报》成为渥太华人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事实上这一点他真的做到了,渥太华华人对《中华导报》关爱和支持,以及对“老姚”本人的呵护,让他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慨不已。后来他又发出过这样的狂言:“如果有一天有人写《加拿大华人史》,其中会有一章是写我的,因为《中华导报》在加拿大的华人历史上是不会被忘记的。”

在渥太华的华人社区时常有人戏称“《中华导报》是老姚的儿子”,“老姚”对此是默认的。2005年底,姚老师决定接受上外高翻学院的邀请,回国做翻译教师。许多朋友难以理解他的这一举动,对此,他在临行前表示:“儿子长大了,该独立了,我要回去找老婆了,我的老婆就是翻译。”

在上外高翻任教期间,姚老师不时会提到这段“导报岁月”,因为在他心中,办报的岁月也是一种翻译人生。如果说办报的“秘诀”在于学会如何与读者产生有效交流,那么翻译也是,真谛就在“交流”二字。何况上外高翻的MTI教学规划中有一个专业方向是“新闻编译”,姚老师自信其10多年积累的新闻实战经验对这个专业方向也会产生直接的作用。

同归

“翻译人生在实践中进一步拓展。”

2006年3月,姚老师与上外高翻学院正式签约,担负起学院的笔译教学工作,回归了他的翻译之路。在近七年的上外高翻岁月里,他的翻译人生得到了拓展。除了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改进,专心投入“翻译专业硕士”(MTI)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之外,他还继续扮演翻译实践者的角色,这些年承担了上海世博会、联合国机构、国务院新闻办、上海市政府等数十个部门委托的1千多万字的翻译任务。此外,他还利用在加拿大管理翻译公司和报社的经验,创办并管理着上外高翻的学生实训中心,带领学生共建“翻译大厦”。姚老师还说自己也是个 creator,目前正在夜以继日地筹划着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发展、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更大平台。

最后,姚老师以“我的人生就是翻译,翻译就是我的人生”一语结束了历时2个多小时的讲座,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讲座结束后,不少同学留了下来,请姚教授为他们签名寄语,并留下了姚教授的微博、人人账户,希望今后与姚教授进一步交流。

原文出处

译师译友-姚老师

我跟笔译就像谈一场持久的恋爱

如果我说我的“笔译缘”就像一场持久的恋爱,也许没有人会相信,甚至没有人会愿意听。可我还是要这样说,因为我毕竟爱了30多年啊!难道我还能再有一次历经30多年的选择?其实跟恋爱一样,这不是选择。30多年前,我因为欣赏一位翻译家老师的性格而不自觉地被他领进了笔译大门,从此与这项工作结下难解之缘。从文学翻译到专业笔译,从笔译教学到翻译项目管理,从实践者到经营者到研究者,从训练师到咨询师,我的全部职业生涯就是两个字:“笔译”。每次听到笔译如何如何乏味、辛苦、被虐待的抱怨,我都只能无奈摇头——难道我真的是个受虐狂?

2006年我离开生活了17年的加拿大,回国从事专业笔译教学。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你在加拿大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回来?不就是个教书匠的工作吗,对你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大多数人可能是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许也有人的潜台词是想说:你是在加拿大混不下去了吧,回来随便找个工作糊口吧?每次我都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Again,这也不是我的“选择”,只是follow my heart罢了。说实话,刚回来时也只打算教个一年两年就回加拿大的,可是一晃七年过去了,俗话说“七年之痒”,可我现在的真实心境却仍像初恋一样,或者说仍在“如胶似漆”中。

在这七年里,除了不断改进笔译教学工作、开发新的学生训练模式之外,我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做与笔译有关的工作了。翻译、审校、管理、咨询,经手完成的语言服务项目难以计数,其中大多数是国际组织和政府部门委托的大型项目。更令我深感欣慰的是,我通过自己的专业行为培养出了许多极为出色的学生,他们现在已经堪称优秀译者,日后更将多方面发展,成为真正的业界高手。我说过:我只要眼睛睁着就是在做与翻译有关的事,翻译已经成了我的“天伦之乐”。当然,有时我也会自我调侃地说:我是翻译界的疯子。为什么?因为我实在找不到一个简单的理由可以解释我的“翻译恋情”。最近看到翻译莫言作品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在一篇谈翻译的文章这样说:“有时别人问我为什么做翻译……我发自内心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热爱翻译。”我从老葛的话里找到了共鸣。

在国内,“翻译”两字就像是个怪胎

但是作为一个“圈内人”,我也不得不承认:目前在中国,“翻译”这两个字的确像个怪胎一样,只要碰到这两个字,引出来的讨论(或争论)都多少有点鸡同鸭讲。有人一说到翻译,就认为是在说口译,或者将口笔译混为一谈(在英语里口译和笔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多少人认为口译是金领工作,而笔译则跟摆地摊的人一样苦逼!(口译和笔译的市场规模其实不可同日而语!);一说笔译,就扯文学翻译,以为只有谈文学翻译才是有“境界”的(文学翻译与专业翻译虽同为翻译,却是两个需要区别对待的领域,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互相排斥,更不能一锅端);一说笔译,引来的必然是价格低廉、不受尊重等等的抱怨(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没有译文质量低、译者职业素质差的原因?);一说到翻译技术(Translation Technology,经常被人想当然地说成“机器翻译”),立刻就会遭到文学翻译者的讥讽和攻击,动不动就说:让机器翻译莫言的作品或xxx经书试试?(完全没有意识到说这样的话是多么迂腐和无知,翻译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谁都没说过翻译技术是用来翻译莫言作品或经书的,正如电脑的出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早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而我们难道还要“指责”电脑不能取代人脑,或者信息技术不能代替人来生活吗?——难道我们真的希望自己从此不用过日子,把吃饭、聊天、谈恋爱这些事情都交给电脑去搞定吗?)

另外,国内的翻译领域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比如体制问题:在高校,翻译不算科研成果,以致绝大多数“翻译教授”都自愿或非自愿地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做研究上。诚然,翻译研究是重要的,我并非要谴责潜心做学问的人。但对于处在翻译教学一线的教师而言,实战经验是否也是不可或缺呢?为何目前的体制仅把天平严重倾斜于其中一方面?还有一点,理论有纯理论与应用理论之分,翻译理论也一样,除了纯理论之外,还有应用理论。据我浅见,做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人没有相当的翻译实战经验,恐怕难以出产高价值的研究成果。而目前我看到的情况是,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冷热不均,学术水平较高的教授往往不屑于搞应用理论研究,而很多人也以为理论研究就是纯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在期刊网站上其实也能看到不少类似应用理论研究的文章,例如“从XX理论视角看XX文本类型翻译” 之类的研究比比皆是,但仔细一看,大多数都只是举几个零散的示例来套在该理论的几条论点上,谈不上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还有一个跟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问题,那就是教学问题。由于各方面的理念不清,就必然导致学科定位不清。多年来国内的翻译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从属于外国语言文学的,这个混淆造成的恶果不需要我多说了,凡是长眼睛的人都该看到了的。2008年开始设立相对独立的翻译专业硕士(MTI),是翻译学科的一大福音,迄今已有159所高校招收MTI学生,按理说中国合格的翻译人才“极缺”的问题当大大缓解,可是实际运作的情况如何?大家自己去看去想,我不便妄加评论。此外,MTI学科也不断遭到部分“象牙塔人士”的讥嘲,被说成培养“工匠”的“技校”!我想说:就算是“工匠”吧,可要是没有“工匠”,“象牙塔人士”能活下去吗?我们都知道,吃着五谷杂粮的所谓“知识分子”如果讥嘲生产五谷杂粮的农民是很可恶的。又如,你可以崇拜文艺复兴时期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兴建的如艺术般的建筑,但你不能因此而去鄙视讲求实用和效率的现代包豪斯风格建筑,现代建筑才是这个时代的大趋势!而且也有令人赞叹不已的精品!

只要改变一些理念,树立一点专业精神,翻译的明天必然是美好的

可能有人会问我一个新的问题了:既然国内的翻译领域如此“怪胎”,你怎么还要回来为此“献身”呢?怎么还会“热爱”它呢?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简单言之,目前国内的翻译学科、翻译专业、翻译行业的确存在很多结构性的“恶性循环”,但我仍然对此充满信心,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开放大国,怎么可能没有翻译的用武之地?随着世界越变越小,翻译一定会成为真正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不仅仅是文学!)交流的使者。要改变目前存在的恶性循环,唯有从我们(业内人士)做起,切实思考一些问题,改变一些理念,树立一点专业精神,从零开始力所能及地做一点推动工作,中国翻译的明天必然是美好的。

具体要对我们学翻译的人(特别是MTI的学生)说,笔译的市场很大(大得你都难以想象!),笔译市场的发展潜力也是惊人的,在笔译中文

学翻译只占不到5%(在不少国家还不到1%)。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只有做文学翻译是高雅的,快乐的,说这种话的人大都是没有亲身经历,还是做一下试试吧。应用型的专业翻译一样是高贵的(有着不能取代的价值),也可以是充满乐趣的(每天都在接触新的东西,每天都在开发着自己的大脑,每天都在不同的文化中探宝……不亦乐乎!),也可以成为跟律师、医生等行业一样的高薪阶层。目前的价格低廉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质量原因不可忽视,如果你可以成为一个能真正打好官司的律师、真正治好病人的医生,你就一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经济价值。

最后用我常对学生说的一句夸张的玩笑话来结束我的絮叨:地球有多大,翻译就有多大,翻译是我能看到的最有前途的职业,做翻译的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

原文出处

译师译友——冯老师

我也不知道哪一次算是正式的入行

学生问我从什么时候起走上笔译这条路,我也不知道哪一次算是正式的入行,回想起来可以报告的事件有三:

二十出头刚服完兵役,进了贸易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做了几次兼职翻译。

第一次是为《新闻评译》翻译一篇关于伊朗政局的国际政治分析文章,交稿后老编说我的译稿可以一字不改直接采用,比他们所有的特约译者都强。从小倍受岐视的我得到一次重要的鼓励,之后只要有机会就会接些兼职翻译。另一次是一位英语学院毕业的朋友接了翻译公司的项目,内容是国贸与经济,那位老兄根本翻译不出来就转交给我,份量很多所以我译了几个星期,交稿后又获好评。但是整个项目有数十万字,所有的译者都是英语系毕业生,译稿都不能用,所以我就拿了很微薄的改稿费用帮人重写了数十万字。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入行。

二十五岁那年与朋友合伙开了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医药方面的教科书,都是从美国引进新书翻译。我就这样做了五年的编译,每天修改或重写超烂译稿。那几年总共编译了上千万字医药书籍,完成了自学英文的伟大成就。

二十九岁进入翻译公司,算是正式以翻译为职业。当时我父亲肝病末期,我每天在医院里进进出出,无法做任何正职工作,但已结婚必须养家所以就暂且到翻译公司赚微薄稿费。这一进去就是二十五年直到今天。

做笔译有幸福也有巨大的无奈

学生还问做笔译幸福吗?我只能说,做笔译有幸福也有巨大的无奈。我进入那家 XX翻译公司之后,某位同事给我看了总编辑对我的评语:一流中的一流,三十年来仅见。这句话好像给了我一个公道,我从小不受父母待见,十几岁负气离家出走,高中及大学共读了五个学校被开除四次,是个资深败类。进入翻译公司之后却马上成为第一红牌,完成了许多老资格译者或专家学者都做不来的重大项目。我证明了自己才是真正会读书的人,并且获得了三十年来从未得到的尊重。好幸福。

我在别人的翻译公司做了几年,待遇实在太低,每天工作近二十小时赚的钱还不够养家,所以后来我决定自己创业。但是我自己的公司刚开张不久,我就进医院去复健,三十出头的人有七十岁的手,我已连续十年每日工作十五小时以上,手残了。这样算幸福吗?

年轻人应该要学会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在XX翻译公司期间,我看到所有的翻译同业都很差,专业水平很低并且经营理念很低级。原本我的目标是读尽天下书,成为在每一个领域都赢过那个领域专家的最牛翻译。开始经营公司以后目标就改变了,我发现一个人做一辈子翻译也不会有多大成就,所以我开始做梦想要改造整个翻译产业。

我的公司率先全面使用计算机,率先引进 ISO 标准流程,华语区第一个发展软件汉化翻译并引进翻译记忆工具,也是第一个发展技术撰写与多语翻译服务的翻译业者。但是这一切都比不上最困难的挑战:培养人才。由于政治原因,台湾翻译产业失去了国际市场。我也不再追求建立全球级的翻译公司,反而把公司丢在一边,开始到许多学校教翻译,开始我十多年的西飘生涯。

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同学都坚持做翻译,因为翻译本来就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工作。翻译训练的过程可以涉猎更多知识,灵活自己的脑袋,这对很多人而言绝对是莫大的享受。

不过每个人的境况不同,不见得都能承受长期的辛劳与有限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应该要学会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决定人生方向是大事,不要只想到收入与保障。认识自己并选择自己真心想做的事,你就会热爱你的工作并且更有机会成为杰出的人,而你的工作表现通常会决定你的收入水平。我当年放弃做生意而选择读书写字的低收入工作,结果却因此而赚了很多钱 (这算不算鼓励?)。人生充满惊奇,上帝的安排是你摸不透的。人生的选择根本无所谓对或错,并且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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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老师讲座之专业笔译教学与架构

冯老师自上海待了十多年回来后,在本校翻译所进行了演讲。主题为在上海外语高等翻译学院的教学实验报告。冯老师对于翻译的见解、翻译教学,翻译未来的趋向,还有个人创办万象翻译社的经验等言无不尽、侃侃而谈。敝校的翻译所长、英语系系主任、文学院长都到场聆听,小小的口译实验室里挤满着学生与老师座无虚席。六十分钟的演讲涵盖他个人在台师大、辅大、上外高翻教学经验分享发人省思,也对翻译教学有着更多的体悟。

翻译教学不等同于学门教学

首先开场冯老师自己先定义了自己的「翻译能力」,他认为翻译能力不等同于外语的能力。对他而言,翻译能力的定义是能够「用B语言表述」。在国际上,翻译都是以B语言为译者母语为常态。(举例:英文翻译成为中文的场合,英文是A语言,中文是B语言。)所以学生应该加强的不仅仅只是外语能力,更重要的是母语,也就是在座人士的中文使用能力。而翻译会产生问题大体而言是在转换的过程。然而契约书、法律文件不会也不允许在转换之中发生问题。 按照冯老师的理论,专业的文本并非透过转换出来,而是透过译者理解意思后透过B语言用大白话复述出来。

一般非专业性文件的入门门坎低,相对的翻译人才的可取代性也就高,所以国内翻译所训练课程多鼓励学生朝向某一门专业领域攻读。但是学门教育并非翻译教学,翻译老师不可能是涉足多领域的专家。 在财经、经贸、法律、医学、药学等专业领域,没有专研五六年是不可能小有心得的。也因为国内的翻译所都是文学出身的教授居多,所以当翻译所刚成立时,有鉴于市场这么多专业,他们请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来学校当讲师授课,比方说开课教授民法或是商事法,或是国贸、财经金融课程。但是成效都不彰。冯老师举例,法律这个类别,包含了大陆法、欧美法,又可以分成许多比方说民法、刑法、商事法,一般的法律学院四年都只能学个粗浅的法律概念,遑论开个一两学期的学程就要娴熟、开始翻译专业文本?

中文的一个「判决」,对应英文可能是sentence, ruler,端视上下文决定。 「翻译针对用字遣词取舍,但是专业的文本不会compromise。」冯老师提出的独到见解,也是他个人在上外高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等翻译学院)实验的教学法,他认为学翻译应该从良好的文本开始学起,财经有财务报表、信用状,法律上有诉讼状、判决书,经过一两个学期的密集训练,这可以把一名学生从无到有派上场开始接客户的。「我们训练的目的是在培养翻译法律、医学专业文件的译者,不是要培养法官或是医生。」更有一些资质高的学生甚至能够跨越母语的障碍,可用A语言写出让专业人士都为之佩服的的平行文本。

实战练习

冯老师认为教学的教授应该也需要具备有丰富的临场实战经验。精历上述的文本练习之后,学生应该要有实际接案的经验。也就是由老师带着去外面与客户接洽。直接由翻译所来对客户让学生体会到职场的险恶、客户的要求、做不好就扣钱。「翻译就是不断地改学生的作品,改到满江红、不断地给他们挫折、羞辱他们。」在北外高翻的日子里,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批改学生们的成果。每天都是熬夜的日子,但每个上课的日子都比学生早进教室。学生会感受到老师的兢兢业业,因此学习结果也会跟着益发向上。

全球化与在地化

全球化使得专业文本的需求会蓬勃发展。举例而言,当微软发行新一代操作系统时,全球有上百种语言的产品会同时推出,这就是在地化。西方企业在全球都有设立据点,他们重视技术文件,透过档案化(documentation )把所有知识与技巧透过内部的平台与全球的员工分享。对于员工的训练投入与付出、创新产品服务的研发不是台湾的企业所可以想象的。台湾的企业则是透过「COST-DOWN」注1用大量的采购、便宜的原料、透过关系取得便宜的土地或投资赋税优惠来达到规模经济。所以在台湾会发生企业要赚钱就是节省与剥削员工。剥削与省钱从一种策略变成了哲学,现在成为一种信仰了。在台湾省钱与剥削得最厉害的人我们则称他为「经营之神」。(任何只要在西方有那间公司百分之一规模的公司投入研发的资金都比他们多。)

欧美的企业重视技术与人力资源,不会这样转嫁社会责任。也就是透过这些档案化的过程,因此,一些翻译工具如TRADOS, SDLX因为有翻译记忆的功能,开始对译者来说显得格外地重要。译者省下大笔的时间翻译已经翻译过的词汇与字句,技能娴熟之后可以学习成为编辑,甚至是项目经理。译者的工作不再只是翻译,而是具有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能力的宝贵资源。

文本

使用文本练习最大的问题点便是好的文本难找。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教材经历过文革后,所有的工农语言让文字非常地单调。冯老师曾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同样的一个试译句子在大陆面试一百个学生,中文的翻译都几乎会是「中国这二十年来经过翻天覆地的改革」。注2许多大陆的学生会对经过老师润饰后的用字抗议:「那是你们台湾的用字!」可是许多经典隽永的用字遣词,是二战之后国民党政府带着五四后,那群刚脱离文言桎梏的文人在台湾落地生根,然后大陆经过了文革浩劫后又再次回到大陆。「你们的中文才变了。」老师调侃道。
另外一方面,冯老师也对大陆的同学好学的态度感受非常深。「那种做学问的态度简直不要命似的。」他听过很多穷苦的学生,单亲家庭,靠着奖学金升学,念书还要打工寄钱回家中。生活的鸭梨压力非常的大。

冯老师非常推荐使用翻译工具。「透过翻译工具可以学到一些经典的字句与典范,就像是描红一般,翻译久了你就知道文本的格式与用字遣词了。」透过翻译记忆,前人的智能结晶帮你处理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工作,你只要推敲剩下的部份与语言情境,很快地就可以上手。 冯老师特别强调了两个例子,一是人工翻译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绝对不会取代工人翻译,尤其是中文是个重视语境与上下文的语言。二是一定要培养使用在线工具的习惯,这些会帮助你建立自己的翻译记忆,让自己的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万象翻译与翻译人才

冯老师自己调侃,在公司比起在学校还要容易训练学生。实战的场合就是面对客户立即的反应,也只有在枪林弹雨的真实情况下,士兵才会感谢那只送上弹药补给的手。有压力、拿薪水、客户给的BONUS也是代表着一种荣誉感。上LAB可以集体教学,也按照同学的程度与性情可以个教导,可谓好处多多。上外高翻的学生进入LAB做案件一坐就是一整天,他们非常容易满足,有一些客户给剩余的钱,老师会拿来买点心犒赏,他们的响应就是「过着小资的生活了。」

台湾的学生,某个学校以前也有成立翻译公司。系上的教授要负责接案、连络、协调、校稿,义务无偿地做这些事情,造成学生毕业后有着错误的认知:「我没有三块的案子不接。」注3,但这些学生不知道,没有老师熬夜帮学生批改校对送到客户手上:「你连三毛都不值。」提到钱的问题是共同的痛。对岸的某间学校也是因为送红包文化,一方面没有提供有利的环境与协调,另外一方面却持着「利用学校的招牌接案就要上缴」的心态,造成这种多方互惠的学生练兵系统无疾以终。

冯老师不收红包,不想剥削穷苦的学生。但是其他的学校高层并不会推己及人,因而造成一些龃龉。这也是间接促成他回来台湾的原因。在万象翻译社,他说,全职的员工大部分都是编辑或是项目管理。实习生就有月薪三万薪水,留下来的最少有月薪四万五,有些表现好甚至开到了六万。这些都包含了年终与劳健保,年薪破百万的在他们公司大有人在 。万象不需要业务部门去开拓客源,客户来源都是国际上知名的公司,因为其他的业者达不到要求的水平,所以万象从这些老客户中持续稳地地接案。「口耳相传就是最好的广告。」万象也创造了一些规范,比方说几十年前万象进入市场就是以原文字数计价,这也是国际市场的惯例,打破了台湾以译文计价造成译者在译文灌水的怪现象。

翻译市场面面谈

专业的翻译,指的是够资格能够让业者信任并且持续回流的作品。因此在专业标准线以上的译者数量往往永远不够。相对的专业以下的译者多到不行。如果觉得自己得到的报酬被剥削了,业界市场饱和了,往往回头看看是自己的专业还不够,达不到专业水平的要求。有一则人尽皆知的传闻非常的夸张、流传数十载:「翻译社把客户的稿子拿来拆成好几份给许多译者试译然后再整合起来交给客户。」实际上翻译社不可能做这件事,拿到专业译者的初稿后,需要交给全职的编辑校对润饰后再给客户。平均来面试的人,一千个中只有一两个的试译文勉强可以用,不可能来交托客户有限时间内的案件。

冯老师忍不住感慨,即使出了非常高的薪水,还是留不住人才。几间与他产学合作的翻译所学生,几年后换跑道过得苦哈哈。「比方说有一个学生去翻译了藏文佛经、有另外一个学生接了出版社的书籍翻译,我实在很想跟他说,你翻译的文笔很好,但是原文根本就是垃圾,没有翻译的价值。」这些人喜欢书本上译者打上自己的名字,即使一本书只有几万块,一年赚不到万象给的零头,还是喜孜孜地前仆后继地离开,造成他人才养成投资的损失。

中国现在富裕起来了,愿意而且懂得花钱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雷曼兄弟、美林证券、高盛都曾找过万象合作。冯老师最后也勉励在座的学子希望能学以致用、将来能够在专业上更进一步。

【注】
1.「COST-DWON」是台式英文。请教过几位美国籍母语人士都没有听过这种说法。降低成本的说法应该是「to reduce cost」。(有错请不吝指正。)
2. 在学校里,对岸的来的交换学生也对他们翻译词汇有感。比方说,「cliché」在大陆几乎翻译成为「老生常谈」,在台湾翻译比较多元,「陈腔滥调」、「老掉牙」都有人说。
3. 原文字的价格。行情价每个字约从0.8~1.2(台币)(0.16-0.25人民币)不等。视原文的类别、急件与否会有所增减。
原文出处

一些想法:英专四年和翻译硕士的两年

最近跟 莱博智 (Lionbridge) 多有接触和合作,这家号称全球最大的语言服务商,的确有不少过人之处。它在自己的 Content Hub 上分享了很多行业信息、领域发展趋势,虽然有明显的自我营销影子,但的确值得圈里人关注一下。所谓的“圈里人”,包括但不限于:笔译、口译、technical writer、copywriter、项目经理/协调员、质量控制人员,以及有志于此的学生老师。在了解莱博智共享的内容之余,我不禁联想到外语和翻译的求学经历。 Continue reading 一些想法:英专四年和翻译硕士的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