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西方》书摘

当自己的文字无力显得力不从心时,就喜欢“抄书”,《严复与西方》有太多经典语句和故事,抄记一下。

人们不能企图在所有问题上同样成为“专家”,但如果想进一步做出富有成果的探索,则必须敢于对超出自己领域但仍有关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

严复所关心的问题,是有意义的问题;他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努力;他提出的问题对中国和西方都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社会的命运一直由极少数的接触人物所决定。一位杰出的人物对一非常时代富有许多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英国回来(1879年,26岁),他已经有了革命性的观念,即西方富强的秘诀应该到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中去寻找。在以后所有的岁月里,他一直不断地阅读他认为具有时代水平的原著。

斯宾塞的著作表明了西方科学的方法同治理人类社会的关系:“科学、真诚和正直构成正常社会的基础。”

如果用韦伯的某些范畴来看,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孝,是“现代化”的一个极大障碍。孝的价值观培育了一种循规蹈矩的服从和接受权威的习惯。这种克己的观念可以从家庭移植到工厂和国家。

1895-1898四年之间(42-45岁),严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绝伦》《辟韩》等,阐明了对当时世界的看法,也构成了今后几年翻译工作的思想基础。

他认为西方力量的根源不仅在于武器、技术、经济政治结构、制度上的准备,根源在于对现实的看法,在观念、价值上的不同。

严复觉得没有必要为他思想中的新观念寻找一件中国的外衣。物力论、自主、能力的实现、自由、民主、科学等西方价值观,与中国依靠惯性的发展、缺乏独创性的和谐、以及消极的集体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对抗。中国的这些东西曾抑制了民族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一个有思想的人也应该是一个行动的人,中国的这一传统观念仍是他精神气质的重要部分。他在政治领域的一无所成,部分由于他未能抓住机会,以及根本不愿玩弄诡计。

1895-1898年(42-45岁),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办(校长),1896年(43岁),在通艺学堂任教,1897年(44岁)合办《国闻报》、《国闻汇编》。政治在这些年月完成了《天演论》的翻译、注释。严复是以教育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的身份从事活动。知识界的精华们在唤醒民众之前,必须首先唤醒自己,而严复正扮演着知识界精华的教育者角色。

严复仅通过《拟上皇帝万言书》与光绪帝有一次直接接触,算是参与了维新变法,但皇帝召见一周后就发生了政变,变法失败。

《万言书》中提到两种变法知道,“根本的”和“外在的”。外在的变革包括军事现代化、财政改革、恰当外交。根本变革包括人的能力的培养和民俗人心上的改变(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另一个谨慎而有趣的建议是,皇帝应进行一次世界旅行,目的在于使世界列强相信,一个保证中国安全的共同协议是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他论证说,中国的虚弱是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严复在1895—1898(42-45岁)年主要关心的是最广义的教育,而且首先是对杰出人物的教育。只有杰出人物受到新的观念和知识的熏陶之后,他们才能去解放人民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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