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师译友——姚老师讲座之漫话翻译人生

(2012年)11月27日18时,上外高翻学院姚锦清教授应邀来到上外松江校区5270教室,以《漫话我的翻译人生》为题,作了一场精彩演讲。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过程中,姚教授妙语连珠,用幽默、亲切、睿智、深刻的语言,结合其“痛并快乐着”的翻译历程,与同学们分享不同寻常的翻译人生。他还深入了解读当今中国翻译界的现状,并展望了MTI学科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姚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翻译历程、从“起步”,到“殊途”,再到“同归”,32年一路走来,他始终对翻译怀有一种别样的执着和热爱。

起步

“我的翻译人生起步于1980年,是傅惟慈、许渊冲两位恩师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0年,姚老师在北京语言大学读本科时遇见了他翻译人生中的第一位恩师傅惟慈教授。在傅老师的指导下,他翻译了两篇难度很大的短篇小说——Virginia Woolf的《克佑植物园》和James Joyce的《伊夫琳》,发表在冯亦代主编的《译丛》杂志上,从此姚老师在翻译道路上不断得到译界前辈冯亦代夫妇的指点和关心。傅惟慈教授是国内翻译英国作家Graham Greene作品最权威的译者,他也在这方面对姚老师产生了影响。姚老师从1981年开始翻译Greene的长篇小说Brighton Rock,翻译过程历时5年左右,直到1989年才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中译名《布赖顿硬糖》)。

姚老师说,是傅老师把我领进了翻译的大门,这话千真万确。而让他更为感动的是,这么多年来,这位恩师一直在翻译道路上关注、提携着他的弟子。姚老师为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时隔20多年后,2006年,为促成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布赖顿硬糖》的计划(再版书名改为《布赖顿棒糖》),时已83岁高龄的傅惟慈教授主动向出版社建议要承担为他20多年前的学生“加工修改”译本的“义务”。

特别令姚老师感动的是,傅老师在“校后记”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最后要说的是,本书译者,一度与我有师生之谊的姚锦清君自从上一世纪80年代末去加拿大同我就失去联系。我向译文出版社推荐他的这个译本后曾经托他旧日同学打听他的消息。据说,有人从因特网上查到他曾在渥太华《中华导报》(Canada China News)当过总编,但是我托人发过两封电子信件,始终没有回音。没有经他允许我就贸然改动他的译作,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我盼望着有一天他能看到这部校改后的译本,能够同我在信中或更好是像二十几年前那样,同我坐在一起讨论一下我的改动有没有不妥当或错误的地方。他完全有权利恢复译本原貌。”(《布赖顿棒糖》“校后记”,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姚老师到北京大学英语系读研究生时遇到了他翻译人生中的第二位“恩师”许渊冲先生。姚老师告诉我们:“如果说是傅老师把我领进了翻译的大门,那么是许老师让我的翻译境界得到了提高。”今年5月,姚老师在北京讲学后去看望他的恩师,91岁高龄的许先生感叹自己的事业(指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后继无人。“连你都不继承我”,许老对他昔日的“得意门生”说。

由于姚老师2006年初到上外高翻学院任教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专业翻译上,因此面对恩师的感叹不免有些愧疚,他只好宽慰老人说:“我至今仍在从事翻译工作,仍在教翻译,这也是继承了您的。我的翻译成就或许永远无法与老师相比,但我至少希望能做一个像您一样好的翻译教师。我甚至还继承了您的一个特点:讲课嗓门大!”

其实姚老师也并未完全脱离文学翻译,2010年他就应荷兰文学基金会之约翻译了荷兰名作家哈里•穆里施的一部小说《石头婚床》,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只是他不敢在老师面前“摆谱”就隐而未说。

提到《石头婚床》,姚老师还讲了一个令他引以为憾的插曲:按荷兰文学基金会的原定安排,该书的作者哈里•穆里施可能会在上海世博会开幕期间到荷兰馆与姚老师一起签名赠(售)书,可是当姚老师翻译的中文译本送到穆里施先生手中时他已躺在病床上,并且不幸于2010年10月31日与世长辞,未能实现他的中国行。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在今年的8月31日,荷兰文学基金会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联合主办了“中荷文学论坛暨哈里•穆里施作品研讨会”,姚老师因身体原因最终未能赴京出席这次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中荷学者对姚老师的中文译本评价很高,荷兰文学基金会决定继续资助在中国翻译出版穆里施的其他小说,并且指定仍要姚老师翻译。当姚老师接到出版社洽谈翻译的电话时,他表示:“为了告慰穆里施的在天之灵,再为难也不能说 No!”看来姚老师的文学翻译之缘还要继续结下去。

在姚老师的翻译人生起步阶段,他还得到过其他几位译界前辈的提携,其中他特别提到了因翻译福克纳作品而蜚声中国译坛的老翻译家李文俊先生。大约也是在1980年前后,他通过傅惟慈老师的引荐结识了当时在《世界文学》杂志担任副主编的李文俊先生,其后在李先生的指导下为《世界文学》翻译了一些小说译作。1985年韩素音资助在中国作家协会设立了国内的第一个文学翻译奖——彩虹翻译奖,李文俊先生推荐姚老师发表在当年《世界文学》上的加拿大小说《图尔洛舅舅》的译作参加评奖,评选结果于1986年初揭晓,姚老师获得了一等奖(二等奖郑海凌,三等奖李英男)。也是因为这次获奖,姚老师应邀加入了国际加拿大研究会,并获得该研究会设立的学术交流奖而于1989年去了加拿大,从此踏上了其翻译人生中历时17年的“殊途”。所以李文俊先生曾经对姚老师说过:“没想到我的一次推荐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殊途

“刻骨铭心的导报岁月也是翻译人生。”

到加拿大后,姚老师在完成加拿大文学研究的任务之余,还继续做文学翻译,并且于1991年和1992年分别获得第四届梁实秋文学翻译奖散文译文第二名(第一名空缺)和第五届梁实秋文学翻译奖诗歌翻译第一名。随后他创办了新世纪翻译出版公司,从此开始“混迹于”商业性的非文学翻译。1995年1月,他又在渥太华创办了《中华导报》,并历尽艰辛把这份报纸办成了中国大陆华人在加拿大创办的最大中文报,他称这段历时11年的“导报岁月”不堪回首,刻骨铭心。

在办报之初,姚老师曾“口出狂言”:“我要让《中华导报》成为渥太华人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事实上这一点他真的做到了,渥太华华人对《中华导报》关爱和支持,以及对“老姚”本人的呵护,让他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慨不已。后来他又发出过这样的狂言:“如果有一天有人写《加拿大华人史》,其中会有一章是写我的,因为《中华导报》在加拿大的华人历史上是不会被忘记的。”

在渥太华的华人社区时常有人戏称“《中华导报》是老姚的儿子”,“老姚”对此是默认的。2005年底,姚老师决定接受上外高翻学院的邀请,回国做翻译教师。许多朋友难以理解他的这一举动,对此,他在临行前表示:“儿子长大了,该独立了,我要回去找老婆了,我的老婆就是翻译。”

在上外高翻任教期间,姚老师不时会提到这段“导报岁月”,因为在他心中,办报的岁月也是一种翻译人生。如果说办报的“秘诀”在于学会如何与读者产生有效交流,那么翻译也是,真谛就在“交流”二字。何况上外高翻的MTI教学规划中有一个专业方向是“新闻编译”,姚老师自信其10多年积累的新闻实战经验对这个专业方向也会产生直接的作用。

同归

“翻译人生在实践中进一步拓展。”

2006年3月,姚老师与上外高翻学院正式签约,担负起学院的笔译教学工作,回归了他的翻译之路。在近七年的上外高翻岁月里,他的翻译人生得到了拓展。除了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改进,专心投入“翻译专业硕士”(MTI)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之外,他还继续扮演翻译实践者的角色,这些年承担了上海世博会、联合国机构、国务院新闻办、上海市政府等数十个部门委托的1千多万字的翻译任务。此外,他还利用在加拿大管理翻译公司和报社的经验,创办并管理着上外高翻的学生实训中心,带领学生共建“翻译大厦”。姚老师还说自己也是个 creator,目前正在夜以继日地筹划着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发展、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更大平台。

最后,姚老师以“我的人生就是翻译,翻译就是我的人生”一语结束了历时2个多小时的讲座,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讲座结束后,不少同学留了下来,请姚教授为他们签名寄语,并留下了姚教授的微博、人人账户,希望今后与姚教授进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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