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离婚姻 – 经济学人 – The flight from marriage

看到的一篇四年前的《经济学人》的文章,关于亚洲结婚率下降相关问题,觉得好玩儿翻译了一下。虽然现在看来信息没有什么新鲜的,但各种数据和分析汇总在一起还很有趣。

与过去相比,亚洲人现在的结婚年龄晚很多。这对亚洲女性、亚洲传统家庭生活以及亚洲政治,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011 年 8 月 20 日

身穿一席薄透的波点连衣裙,戴着大大的太阳镜,来自台湾的心理学家候怡(音译)看上去应该有不少追求者。但 35 岁的她早已过了在台湾心照不宣的最晚结婚年龄。“现在已经是地球村,”她耸耸肩说,“如果找不到一个能接受我年龄的台湾人,我可以去其他地方找。”这也许是可行的方案,但因为她还想要孩子,所以侯女士正在考虑借助精子库或者请求男性朋友捐献精子。她的情况也代表了亚洲人新的家庭生活。

保守的西方人喜欢说传统家庭是社会的基石,而这个观点在亚洲就更普遍。家庭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修身,作为最基本的道德修养只能在家庭中完成。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 1994 年接受采访时说,经过千百年不断的改朝换代,家庭成为现在仅剩的维持中国文化的场所。它凝聚了众多美好的品质,“好学,智慧,勤奋,节俭,为了将来的美好生活而在当下吃苦奋斗”,这些都是亚洲经济蓬勃发展的根基所在。他担心,家庭的崩溃,如果发生的话,将成为阻碍新加坡发展的主要威胁。

无独有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这点看得更重。在 1995 年与石原慎太郎合著的书中,他将亚洲与西方进行了对比,他说亚洲人重视婚姻,但西方的既有体系却在奔溃,他们轻视婚姻,家庭观念淡薄,对长辈老者不敬,重要的风俗习俗不断丧失。马哈蒂尔说,“西方社会充满了单亲家庭……同性恋、同居者,可谓千疮百孔。”他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伦敦民众近来传统家庭美德的缺失显示了亚洲在这方面始终保持卓越。

但实际上,亚洲有多种家庭体系。简单说:在南亚,包办婚姻和早婚是常态,男性在婚姻中占主要地位,而且采用家族式生活的大家庭。在东亚,男性也在家庭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但多采用核心家庭的方式,并且已禁止包办婚姻。在东南亚,妇女则有更多的自主权。而这三种体系的家庭并没有受到各种社会变化的影响,不像西方社会,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社会变动对家庭生活造成极大的冲击。

在南亚和中国,婚姻仍然是普遍现象,98% 的男性和女性都在寻求成立家庭。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四分之一的人在 30 来岁时选择同居,或者一直都不结婚,而刚结婚的人有一半会以离婚告终。在亚洲,绝大部分婴儿都出生在婚姻家庭中:2007 年,日本只有 2% 的婴儿在父母未结婚的情况下出生。而欧洲的情况则形成鲜明对比:2008 年,55% 新生婴儿的母亲是未婚女性,荷兰是 66%。

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很少或根本不存在同居现象。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在受调查的七零后女性中,约 20% 的人表示她们一直与性伴侣同居。对日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1987~2002 年间的调查显示,只有 1-7%的单身女性表示她们与性伴侣同居。但跟美国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根据 2002 年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18~49 岁的已婚美国人中有超过半数的人表示他们在结婚前已经住在一起了。在很多西方国家,同居现象的增多对晚婚趋势或高离婚率形成一定的平衡效果。但这并没有发生在亚洲。

传统观念以其他方式延续着。与西方人相比,亚洲人更倾向于认为“女人的幸福在于婚姻”。他们更愿意认为女性结婚或生育后应该放弃工作,而且更倾向于反对婚前性行为。皮尤全球研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家社会研究机构)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穆斯林比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更倾向于认为女性的丈夫应该由家人为其挑选。

大龄青年

然而,正如侯女士的例子,亚洲正在发生变化。尽管人们对性和婚姻的态度不同于西方,但经济和现代化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扑面而来。在西方,结果无非是离婚和诞下私生子。但在亚洲,就会产生更多问题,包括结婚年龄推后,结婚率降低,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离婚率提高。虽然西方在这方面的变化更加剧烈,但女性的角色以及传统家庭生活在东西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人们越来越晚结婚。在日本、台湾、韩国和香港这些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女性结婚的平均年龄是 29~30 岁,男性是 31~33(见右图)。这个结婚年龄晚于很多亚洲国家认同的传统女性结婚年龄,也晚于西方人。在美国,女性大约在 26 岁结婚,男性在 28 岁。如果再把西方通常在婚前同居的时间也算上,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过去三十年中,一些东亚国家的结婚平均年龄推后了五年,这不是个小数字。

第二个变化是,有一类人,他们不但结婚晚,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结婚。2010 年,刚过 30 岁的日本女性中,有三分之一是单身。也许,这些人中选择永远不结婚的有一半,甚至更多。2010 年台湾 30~34 岁的女性中有 37% 的人未婚,35~39 岁的女性中有 21% 的人未婚。这个比例也远高于英国和美国,他们 35~39 岁的女性中只有 13~15% 的人未婚。如果女性 40 岁还没有结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她们永远不会结婚了,或者不会生育孩子了。

不结婚现象是新近才在亚洲出现的,而且比例相当惊人。仅 30 年前,在大部分亚洲国家地区,不结婚的女性只有 2%。三十多岁未结婚的女性比例在日本、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增长了 20%,甚至有可能更多(见下图),“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出现了非常剧烈的变化”,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加文·琼斯如是说。在泰国,四十来岁仍未结婚的女性人数从 1980 年的 7% 增长到 2000 年的 12%。在一些城市,未婚率更高:曼谷 40~44 岁的女性中有 20% 的人未婚,香港 30~34 岁的女性中有 27% 的人未婚。韩国的年轻女性甚至抱怨女性在“婚姻罢工”。

亚洲情况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女性 30 多岁了还不结婚,毕竟这在西方也常见,而是女性一直都不结婚,而且很少同居。在瑞典,35~39 岁仍未结婚的女性占 41%,远高于亚洲,但这是因为婚姻在瑞典不再是一种共识。这些瑞典女性也在建立家庭,养育子女,只是没有结婚而已。但亚洲却不然。亚洲女性没有非婚生子女,也不同居,跟西方女性比起来,她们过着更加独身的生活(当然,她们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的数据可能比报告的要高)。因此可以说,东亚未婚女性越来越多的事实,更多地说明她们在避免结婚,而不是说婚姻在瓦解。

但婚姻也的确受到了冲击。根据琼斯先生的数据,2000 年香港和日本的一般离婚率(每 1000 名 15 岁以上人的离婚率)是 2.5,全亚洲的一般离婚率是 2。而美国是 3.7,英国是 3.4,法国是 3.1,德国是 2.8。只有一两个亚洲国家的离婚现象跟西方一样普遍,比如韩国的一般离婚率是 3.5。但近几十年来,离婚在西方是很普通的事情,很多夫妇都会离婚。而离婚在亚洲却是近几年的事情:中国的离婚率也就是新千年后才开始增多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亚洲 1000 人有 1 人离婚,现在是 2 人。如果这个数字继续上涨,有一天亚洲的离婚现象会跟欧洲一样普遍。

受教育之后做出的选择

在大多数传统社会中,婚姻的主要功能是抚养孩子(浪漫的爱情很少会涉及这事)。很自然地,婚姻也随着生育子女的变化而变化。一般东亚女性对一生养育子女的数量(生育率),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的 5.3 个,骤降到现在的 1.6 个。但要求女性结婚后马上有孩子的传统思想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女性通过推迟生育孩子的年龄来减少生养孩子的数量,这也意味着推迟结婚。

婚姻模式的改变也是因为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得到改善,以及女性社会地位未能同步提高所致。很多传统婚姻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没有多少独立性。在南亚,很多女性刚进入青春期,就成为新娘,搬到新郎的家中住。她们被栓系在夫家的家庭中。有的地区,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也不能参加葬礼(这在中国是很重要的仪式)。在南亚的一些地区,妻子必须要先征得丈夫的同意才能带孩子去医院。

教育和工作成为赋予女性更多自主权两股力量。过去 30 年,东亚的女性教育取得显著改善,几乎消除了与男性之间的受教育差距。女孩的受教育时间与男孩相同,15~24 岁的两性文盲率相同(南亚除外)。在韩国,一半的硕士学位由女性获得。

教育改变了妇女的期望。泰国 18 岁结束教育的女性中,四十多岁的人中,每八个人就有一个未婚,但接受了大学教育的女性中,每五个有一个人未婚。2003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月收入 5,000~15,000 人民币(约合 600~1,800 美元,大学文凭的工资指标)的女性中有一半的人没有结婚。这其中一半的人说她们自己经济独立,不需要结婚。韩国称这样的人为“金姐”。“为什么我要安稳下来每天去做豆腐汤,过跟我妈妈一样的生活?”一位女性这样反问道。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未婚率都有增长。受过中学以下教育的女性最倾向于结婚,其次是受过中学教育,受到大学教育的女性对结婚的需求最低。这种恰好跟美国和欧洲的情况相反,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比仅受到中学教育的女性的结婚率更高。

教育的普及导致女性的结婚倾向降低,这其中有两个原因所致。首先,未婚现象在受过较多教育的女性群体中一直很普遍。现在有更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因此结婚的比例也就更低了。结婚率在城市也更低。而教育会不断改善,城镇化也会不断升级,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大学教育,或者进入城市生活,因此她们的结婚比例也就越来越低。

嫁个比自己条件好的人

其次,教育更加普及也减少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潜在配偶数量。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女性通常会选择比自己条件好的男性作为配偶,比如收入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这甚至是备受推崇的做法。在过去,女性很少接受教育,能读书识字的人很少,这很有必要找一个比自己条件更好的配偶。但是现在很多女性在学业方面跟男性不相上下,甚至表现更优秀,那些位于顶层的女性,例如“金姐”们,在婚姻市场中就颇为失意了,可供她们择偶的受到高等教育的男性变少了,要么就是高收入(高智商)的女性让收入较低的男性颇有威胁感。正如来自新加坡的李先生所说:“亚洲男人……更希望妻子的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新加坡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率十分惊人:30~34 岁的女性大学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一未婚。

受教育度提高也导致了另一个让婚姻发生变化的主要趋势:女性就业。亚洲经济奇迹使更多女性走进职场,尽管女性进入职场也是亚洲产生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东亚女性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职业女性,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在东南亚,这个数字是 59%。最近调查显示,韩国 20 多岁女性就业率为 59.2%,超过了同龄男性的就业率 58.5%。日本、韩国的女性就业率激增,随之同步的是终生雇佣制的瓦解,而终身雇佣制度可确保一个(男性)工人的收入即可支撑一个中产家庭的全部开支。而现在,还需要妻子的经济收入。

所有事情都平等了起来,有一份工作增加了女性的自主权。这让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其中就包括选择不要结婚。但西方社会也很清楚地表明,女性没必要为了工作事业而放弃婚姻,问题在于,她们需要努力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

而亚洲女性面临的特殊情况是,她们似乎承担着异常多的婚姻生活负担,这也让家庭生活较之工作逊色不少。而这也是亚洲女性自己的感受。调查显示,亚洲女性认为婚姻中问题重重,而且对婚姻持有很多保留意见。而对婚姻的满意度,2011 年在日本的三大城市做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三分之二的已婚女性对自己的婚姻感到满意,这远低于已婚男性对婚姻的满意度;而美国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的婚姻满意度则更高,数字也更接近。2000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日本人的婚姻满意度仅是美国人的一半。这可能因为美国人的离婚率更高,也就有更少的人受困于不幸福的婚姻。就日本则像漫画里画的,丈夫白天在外上班,晚上和周末参加社交活动,而焦虑抱怨的妻子则备受冷落,一人在家带孩子。

不管问题在哪里,这个现象不只局限在日本。备受欢迎的台湾博主陈怡利最近发文声讨“妈妈的男孩”,说他们在 30 来岁的时候没遇过困难,不做家务,也没有能力信守诺言(比如婚姻)。如果一些亚洲女性的确对婚姻持有异乎寻常的否定态度,对她们来说,会更倾向于选择职业而非嫁人,或者在事业发展期间推迟结婚。

另外,亚洲的公众认知已经对女性的期望远远滞后于该地区女性生活的变化,这也让她们更难于实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尽管女性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更高,“但社会经济地位却低于男性,”韩国社会学家 Heeran Chun 说,“她们的生活受到儒家文化价值的严苛限制。”人们期望女性在结婚后(通常是生完孩子后)放弃工作,很多女性只有在孩子长大后才能重新走进职场。这又为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进行选择施加了一层被动因素。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高收入的女性结婚率非常低,对她们而言,放弃工作去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最昂贵。

在亚洲大多数传统社会中,照顾孩子、父母或公婆一直都由女性承担。人们普遍认为她们会一直这样做下去,哪怕很多女性在职场中有一份薪水工作。结果就是,妻子所承担的期望职责就异常繁多。在日本的一项调查显示,职业女性除了全天上班,回家后每周还要做 30 小时的家务,而她们的丈夫则只做三小时家务。美国和欧洲在这方面的女性差距不这么大,并且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缩减。

最重要的是,很多亚洲父母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来确保自己的孩子在激烈的学业竞争中脱颖而出,而这些责任压力大部分又落在了孩子母亲的身上。私人托儿所服务的费用异常昂贵,国家补贴的托儿所数量又很有限(仅首尔现在就有 324,000 孩子等待排号入托)。而且飙高的房价也让建立家庭变得非常昂贵。这一切都表明,要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实现让人满意的平衡,亚洲人比西方面临更多的挑战。

丢失的新娘

亚洲各国家地区的受影响程度不一。例如,韩国的人口未婚率以及结婚的最低年龄,都低于邻国。但最大的例外是亚洲的几个大国。目前,婚姻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共识,包办婚姻在印度也仍然是常态。只要这个事实继续存在,大多数亚洲人将生活在传统家庭中。但这会持续多久?变化的迹象随处可见。

结婚的平均年龄在中国和印度都有提升。离婚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在印度,传统的包办婚姻受到在线约会(shaadi.com 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婚姻服务)和“自助包办婚姻”的挑战。所谓的“自助包办婚姻”是指男女双方相遇、相爱、然后同意结婚,之后的事情就由双方家庭解决,就像传统包办婚姻一样。

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青年男女从农村走进城市,极大地改变了家庭生活。这极大地提高了离婚率,因为民工回到老家发现自己和配偶之间已经分道扬镳。而如果夫妻两人同时进城,他们要么把孩子留在老家(因为两人都要全天工作),要么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因为户籍管理制度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在 2008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5800 万留守儿童与父母相隔数百英里,在老家跟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在中国,直系家庭已不再是养育子女的普遍环境。

更重要的是,选择性堕胎让两个国家在未来面临巨大的性别落差。在过去一代人中,数百万的女性胎儿被流产,因为父母通过产前 B 超检查,可以知道胎儿的性别,如果是女儿,父母就会选择堕胎。在中国,2010 年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是 118:100。在印度,这个比例是 109:100。根据哈佛大学的 Avraham Ebenstein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Ethan Sharygin 的观点,由于中国性别比例失调,到 2030 年,25 岁以上的中国男性中将有 8% 的人找不到配偶,到 2050 年,这个比例会提高到 10%~15%。到 2030 年,中国和印度 20〜50 岁的男性将有 6.6 亿人,而同年龄段的女性则只有 5.97 亿人。因此,在 2030 年这两个国家将有 6000 万男性找不到新娘,而美国在这一年 20~50 岁男性的总人数也基本就是这个数字。仅这一点就能颠覆亚洲在婚姻方面的传统。

单身寄生虫和光棍

一个很大的疑问是: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如果很严重,原因是什么?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些不想结婚的女性不再被强迫嫁人。而这可带来一些益处:无论是对这些女性本身,还是男性(他们避免了一场不幸福的婚姻),甚至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好处的。

而与之相对的,则又很多令人担忧的弊病,有的还非常严峻。在亚洲,社会共识态度变化非常慢,很多人认为一直不结婚是错误的。日本甚至出现了“单身寄生虫”这样负面的词汇。不愿意结婚的做法似乎激起了恶意敌视的浪潮,这也让不结婚成为艰难的选择。

避孕问题值得一提。多个亚洲国家对已婚夫妇实行严格的国家计划生育计划。一些国家甚至要出示结婚证才能发放避孕套(在欧洲也是如此)。这很不合理,因为有那么多未婚的二三十岁男性和女性。

再就是,教育和社会因素对婚姻模式变化的影响。因为女性倾向于找条件比自己好的男性结婚,也就是说,跟收入或受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的男性结婚,所以单身并不是全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是集中在两大人群中:受教育程度过低的男性和受教育程度太高的女性。

几乎每个东亚国家都担心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结婚率下降的问题。在新加坡,政府甚至建立了一个在线约会网站 lovebyte.org.sg,希望能提高毕业生的结婚率。未婚现象在贫困或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群体中也非常严重。例如,韩国女性似乎不再愿意嫁给农民。

中国甚至为这两个未婚群体创造了两个语汇:剩女(剩下的女性)、光棍(光秃秃的树枝,或者不能入家谱的男性)。“光棍”在中国主要用来指由于存在选择性堕胎而导致找不到配偶的未婚男性。这很大程度上阐述了亚洲婚姻率降低所带来的巨大隐患。如果不结婚在中国和印度普遍扩散开(尽管时间不确定),加上现有的单身汉数量,将引起巨大的社会压力。卖淫可能会上升,新娘会变成买卖的商品,女性会被迫跟多个男性“结婚”,妻子会被爱吃醋的可怕丈夫关在闺房中。

这可能听起来危言耸听,但是女性不愿结婚,而男性仍希望有妻子,这就产生了跨境新娘。根据 Melody Lu 和 Wen-Shan Yang(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编辑的《亚洲跨境婚姻移民》一书的数据,2002 年新婚的台湾人中,有 27% 的新娘是外国女性,而当年出生的婴儿中,每八个就有一个是混血儿。很多没有受过教育的十几岁女孩,被家人卖给年纪很大但很有钱的外国人,而这些女孩所在村落的年轻男性就很难找到结婚对象。自从台湾当地政府禁止这种包办婚姻后,以这种形式嫁给外国人的女性少了,但这种现象却继续存在于亚洲其他地区。2005 年,韩国有七分之一的新婚是 Kosian(韩国人与其他亚洲人的结合)。而韩国农村地区的 Kosian 比例更高:South Jeolla 省在 2009 年结婚的农民中有 44% 娶的是外国新娘。如果中国和印度也以这个规模进口新娘,将会给整个亚洲带来性别灾难。照目前的境况看,这场灾难可能难以避免。

结婚率下降、结婚率过低的问题在历史上有过先例。19 世纪末的爱尔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以及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出现过这种问题。在 1945~1970 年间,美国和欧洲的结婚率反弹了上来。但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不同:结婚率在经济危机期间下跌,也随着经济复苏而逐步提高。而亚洲的独特之处在于结婚率随着经济的长期蓬勃发展而逐渐降低。随着亚洲变得更加富有,传统婚姻模式只会进一步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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